像做时尚杂志一样做《小说界》

时间:2019-10-20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我们希望从读者看到封面开始,就已经进入我们所营造的杂志氛围之中。就像我们进入一座城市,从听到它的第一声鸟鸣,看到它的第一条街道起,我们就已经被它的气息所包围。

决定用主题约稿方式时,选择合适的主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个主题不仅要能展现杂志的风格与个性,还要给予作家以广阔的创作空间,同时能触动读者的心。而且,一开始我们并不肯定青年作家们是否能接受这个方式,毕竟这有点“命题作文”的意思。让人惊喜的是,我们的青年作家都欣然接受了,他们中很多人尤其是女作家都表示非常喜欢我们的主题,觉得“洋气”。我想,这个“洋气”,大概就是都市化的一种体现。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批评家)乔晓华(《小说界》杂志执行主编)

乔晓华:2015年下半年,我离开报社前后,上海文艺出社陈征社长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到《小说界》杂志。陈社长是我非常尊敬且信任的老领导,而当杂志编辑又是我一直以来的职业理想。所以,尽管当时我对《小说界》杂志的了解非常少,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回头想想一腔热情之下其实颇有无知无畏的感觉。

何平:现在《小说界》改进入到第三年,各方面的反馈怎样?办刊过程中,你观察到中国年轻一代写作者和他们的文艺生活正在发生变化吗?

何平:改后的《小说界》和以前的《小说界》相比,除了保留了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上最有特色的“小小说”栏目,也完全是一个“新杂志”。改后的《小说界》扉页有“新文艺·新小说”,何为“新文艺”?何为“新小说”?

希望《小说界》可以多多推动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同时也能给读者创造一个集中阅读短篇小说的平台。

何平:文学刊物的改并不令人意外,我们看中国当代文学期刊,许多都改过,即使不是特别刻意的改,换一任主编,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动作。我记得上一轮文学期刊的改潮是1990年代中后期,《作家》《山花》《青年文学》《芙蓉》等等的办刊思路都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上海的《萌芽》改后完全是一家和以前不同的新刊物了。1990年代,你当时在做传媒吗?对这一轮文学期刊改潮有印象吗?

何平:改前的《小说界》虽然也以“敏锐、海派、包容、可读”作为鲜明风格的追求,但无论是杂志的整体形象设计,还是栏目设置、作者构成等,其实都很“老派”,或者说“稳健”吧。虽然《小说界》在国内比较早倡导“70后”和“80后”写作,但和都市青年群落的关系并不突出。我曾经说过,改后的《小说界》只能是属于“上海”,属于“新都市”的。如果我们意识到一个城市的刊物也是城市空间和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估计你会同意我的这个观点。有了改后的《小说界》,我们会忽然发现文学期刊也可以是都市的、时尚的、艺术的。在此之前,作协、文联和出社办的文学期刊,只有《作家》《芙蓉》有些这个意思,但现在的《芙蓉》和世纪之交的《芙蓉》相比,完全退回去了。《作家》曾经领一时之先,但后来没有再与时俱进地升级。

(责任编辑:张建利)

大卫·米切尔出了很多长篇,但那一期杂志上,我们专门刊登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My Eye On You——他的短篇小说当时还没有结集出。这篇小说非常特别,每一段都是用不同的颜色写的,有蓝色、绿色、紫色、红色、黑色。让色彩也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我觉得特别好。我希望我们的青年作家们,能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不断创新,不断去尝试去突破,最大程度地展现自己在写作上所拥有的勇气与野心,而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是我们最珍视的年轻的力量。

在改后的第一期杂志上,我们采访了大卫·米切尔,正是在这次采访中,大卫·米切尔说:“我觉得短篇小说是文学中第二纯粹的文学形式,仅次于诗歌而高于戏剧(长篇小说只能可怜兮兮排第四——拿不上金银铜牌呢)。如果一首诗写得不完美,就算失败了。如果一部短篇小说没有接近完美,那就只是个平庸的故事。但与之相反,长篇小说即便有几处很严重的缺陷,仍然能成为伟大的作品。”当时我们看了以后觉得他说得太好了,所以把这一段话也放在了我们的“改刊辞”中。

何平:你是2016年接手改《小说界》的。2017年1月3日,你和前任执行主编谢锦一道在《小说界》的博客发布了“小说界改辞:致亲爱的读者——告别与出发”,谢锦负责“告别”,你负责“出发”。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接手《小说界》改的?

乔晓华:1990年代我还在上学,您所说的这些杂志的改,追忆起来,有印象的是《萌芽》,因为“新概念”的关系,因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的关系,我们这些学生开始知道上海有一本杂志叫《萌芽》,开始接触课堂外的“同龄人的写作”。记得当时有个学姐在《萌芽》上发表了小说,每每提到她或者见到她,我们都油然而生一种钦慕之感。

《小说界》有文学属性,也有媒体属性。所以,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关于文学的,更是关于文学/文艺生活的。

乔晓华:之初,就杂志未来的方向展开讨论时,我们社长提出了以短篇小说为核心的办刊方向,我们对此也非常赞同。一是考虑到杂志的特性与体量,如果想尽可能多地展现当代青年作家的写作风貌,短篇小说显然更加合适;二是我们希望改后的《小说界》能够有别于传统文学期刊的内容编排;三是考虑到短篇小说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形式,也常常是作家的写作生涯的起点,我们希望《小说界》可以多多推动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丰富中国短篇小说的面貌,同时也能给读者创造一个集中阅读短篇小说的平台。

乔晓华:提出“新文艺”这个说法,一是因为我们隶属于上海文艺出社,在保持传统的同时,我们希望《小说界》能展现出我们上海文艺出社这个中国出界传统老社的新的姿态与风貌;二是希望杂志可以不断探索新的文艺形式,在不断发展与变化的都市中,持续发现并展示都市年轻人的新的文艺生活方式。

乔晓华:2017年1月,我们推出了《小说界》改后的第一期,当时我们内心都很忐忑,因为这个变动非常巨大,开本、栏目设置、设计风格等全部都变了。最初,是专业读者与业内人士先给予我们肯定,而开始在实体书店以及网上销售之后,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书店方面以及读者的支持与赞美,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希望改后的《小说界》是美好的,特别的,为此我们将不断努力。

乔晓华:之初,我们就希望《小说界》是年轻的,都市的,时尚的,不仅仅是杂志主题的选择以及刊登的小说,我们希望杂志的每一个栏目每一个面都能与当下都市青年的生活共鸣共振。我们更改了杂志的开本,更换了杂志的纸张,对杂志进行了整体的视觉形象设计。无论是我们的小说作者,还是我们的特约记者,乃至设计师、摄影师、插画师,全部都是年轻人。我们希望从读者看到封面开始,就已经进入我们所营造的杂志氛围之中。就像我们进入一座城市,从听到它的第一声鸟鸣,看到它的第一条街道起,我们就已经被它的气息所包围。不需要语言的指认,它就在那里。

“新文艺”是希望杂志可以不断探索新的文艺形式。“新小说”,则是因为我们希望杂志刊登的,是新的小说。

三年来,我们刊登了150多篇来自年轻写作者的小说,它们大多都是都市题材。在工作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作者普遍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阅读广泛,眼界开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熟练地使用外语,这让他们在写作之余,还能从事一些翻译工作。我们的作者大部分都生活在城市中,很多人从事着与文学或文艺相关的工作;他们写作,但并不以此为唯一;他们游弋于都市丛林,既享受又审慎。现实生活的巨大变革会被他们引入各自的写作中,但通常是隐性的。我们不太能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轰轰烈烈,但他们以一种更为沉静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相对于杂志的第一个栏目“短篇小说”的文学性,最后一个栏目“爱读”更偏向文学/文艺生活一点,而其他栏目如“专访”“观点”“译笔”,则介于两者之间。从栏目的设置来看,我们杂志从头到尾就是从纯文学慢慢过渡到文学/文艺生活,这也是我们想要营造的一个阅读的节奏,一种气息。哪怕读者从后往前读,这个节奏也依然存在。

何平:改后的《小说界》不只是发表文学作品的刊物媒介,从“专访”“跨界”“爱读”“观点”等栏目的设定,“译笔”“短篇小说”“小小说”等栏目作者和文本的选择,以及每一期的“主题句”明显都有都市年轻读者群的预期,是比文学作品更大的,和文艺、文学相关的都市文艺生活。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要像做时尚杂志一样做《小说界》。虽然是玩笑之语,但其实还是包含了一些我们的态度。

乔晓华:您说得很对。《小说界》有文学属性,也有媒体属性。所以,我们希望它不仅仅是关于文学的,更是关于文学/文艺生活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栏目设置以及内容安排上需要做更多的考量,并取得一个平衡。

何平:《小说界》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型文学期刊创刊的产物。除了北京,这几十年间,上海是文学期刊最多的城市。约定俗成,大型文学期刊往往更关注长篇小说,《小说界》也曾经发表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但改后的《小说界》的定位却放在短篇小说上。“短篇小说——很多作家以此踏上创作之路,也将成为《小说界》未来的核心。”“改刊辞”的这段话代表你个人的观点吗?在接受《小说界》杂志的专访时,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表示:“写出完美的短篇小说是一件非常罕见、神奇的事情。”能具体谈谈你基于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和选择?

“新小说”,则是因为我们希望杂志刊登的,是新的小说,是新的年轻写作者的小说,是新锐的,富有探索精神的小说。